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2016年我国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的良好开局。但会议同时指出，我国经济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何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常态”？如何克服当前诸多经济污染，延续增长“奇迹”？

着眼于此，2017年1月12日，“SAIF金融E沙龙——中国经济未来5-10年的增长战略”在北京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朱鸿鸣携新书《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做客本次活动，共同讨论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是一场“L型”持久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首先介绍了《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一书的写作背景，指出该书的出版是为了回应近期各界对于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同认识与看法。

他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坎坷中不断前行，虽然经历了四到五次周期性波动，但是总体上经济增长成就令人瞩目，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奇迹”。同时他指出，中央近两年陆续提出的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概念，都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非常不同于以往的”阶段，“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外各界对中国经济有分歧看法的重要原因。”

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如何？是乐观的“调整后重回高速”？还是悲观的“中国经济崩溃论”？赵昌文认为介于两者之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既不会反转，更不会崩溃，总体上会是一场持久战，是L型的走势。”他指出，从认识层面来看，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是和亡国论、速胜论相对应的；中国经济转型的持久战则与经济“崩溃论”和“反转论”相对应，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前景向好，不会陷入“长期停滞”，但是在通往美好前景的道路上，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和问题。“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

赵昌文表示，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还存在不少重大结构性问题或失衡。“债务病、利润病、泡沫病等经济污染对短期的中国经济增长都构成了绊脚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即是中央针对短期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但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革新型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型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在“持久战”的指导思想下，如何按照阶段论打好歼灭战？《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一书提出了“坚持增速的阶段论”，“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做好调整与调控，彻底治理经济污染”，“维持体制的可改革性”，“建立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塑造有效政府、依靠有为干部”，“在全球视野下坚持持久战，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七大战略战术予以解答。

在稳中求进中振兴实体经济

随后，赵昌文总结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注的两个主题。首先是将“稳中求进”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指出，产能过剩、杠杆率居高不下、资产泡沫化明显、实体经济收益相对太低、潜在经济和金融风险发生概率增加都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所以一定要稳中求进，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为什么能达到稳中求进？“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是两个关键词。”赵昌文进一步指出，按现价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与美国有4万多美元的差距，其背后是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差距。中国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仍有巨大的追赶空间，而这种技术潜力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释放出来。体制可改革性决定于什么因素？他认为，这取决于正能量和负能量之间的平衡。“一个国家需要有大批不断努力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家或政治领域企业家，这就是正能量和我们的信心所在。不断地推进体制可改革性，可以让任何一项改革都能释放出巨大的新动能。”

“振兴实体经济”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另一主题。赵昌文指出，近年来，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既有人口红利变小、刘易斯拐点等客观因素，也包含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因素，“工业比重有可能下降过早”是其中之一。对此，他强调不应将服务业比重高于工业比重作为经济结构优化的唯一标准，服务业的良好发展不应以工业发展得不好作为前提。“中国将来一定要有强大的制造业部门，同样也需要有先进的服务业部门，这是最终目标，但两者关系要处理好。”

此外，实体经济振兴的关键在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重塑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报酬结构；二是保持甚至提高企业的纵向流动性，让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小企业有成长为大企业的空间；三是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或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

金融风险：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朱鸿鸣在主旨演讲中，阐述了防控金融风险对于这场中国经济持久战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其原因有二：一是必要性。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紧迫性，从金融周期的角度来看，的确也到了风险持续暴露的时期，防控风险压力较大。

对于金融风险的防控，关键是避免消极防御，实施积极防御。在朱鸿鸣看来，消极防御即一味求稳，强调绝对的金融稳定；积极防御则是主动作为、综合施策，强调以退为进，以小震换大震。“轻视金融风险，以及为风险所吓倒，是容易陷入陷入消极防御误区的主要原因。”他指出，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做到积极防御的关键。对此，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这两大操作部门的执行尤为重要，“一定要把防控风险和化解风险放在考核机制的重要位置，以彻底处置风险为目标，而非保持绝对的稳定；必要时可以牺牲一定的经营指标。”

朱鸿鸣强调，打好歼灭战关键有三：一是去杠杆；二是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整顿金融风险；三是防范资产泡沫。对于高杠杆的危害，他指出，一是影响金融稳定；二是债务积压降低潜在增速；三是增强金融攫取性，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

谈及去杠杆的方法，朱鸿鸣表示，去杠杆最核心的是振兴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效益。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杠杆率是重中之重。要加强企业债务约束，改变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同时他也指出，加强股权融资的力度，依靠发展股票市场去降低企业杠杆率，虽然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不应是主要方法，不要赋予股市过多负担。对于以居民部门加杠杆来换取企业部门降杠杆的操作，他认为这种转换最大的潜在危害是导致资产泡沫，“这不应该成为以杠杆转换或去杠杆的主要方向。”

推动垄断行业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环节，两人还就热点问题发表了精彩观点和看法。谈及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话题，赵昌文表示，过去五到十年，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处于下降或者缓慢增长的阶段。对中国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垄断行业的改革。“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门槛越少、约束条件越少，总体越利于提高效率，最终也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外，价值链的纵向升级也至关重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也是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