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30日-8月3日，SAIF 金融EMBA暨国际实验班国际模块在英国顺利展开。在经历了5天的学习和参访后，SAIF EMBA 国际实验班14期学员、时代嘉道大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徐锦泉用他独特的视角记录下了途中的种种美好瞬间与感悟。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他的脚步，一起回顾本次英国模块的学习历程。


伦敦金融城历史久远的街区显得混杂和紧张，路人大都行色匆匆，烈日炎炎下很多路段被隔开半条街，巨大的起吊机和打桩机在忙碌地工作。英格兰银行和圣保罗大教堂之间有一栋新建筑，就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集团—彭博资讯欧洲新总部大楼，去年落成的大楼据说建设化了10几年。

彭博总部大楼的奢侈不是大楼的建材（铜板护墙、玻璃、石材）来自世界各地，而是因为呆在一个古老的社区，建设的开设需要考古、挖掘。建成的时候，一个小型博物馆也在大楼里落成，接待社区居民和游客，那里不少罗马时代的文物时隔千年和现代化的科技设施同处一楼。

建筑的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范式都在于可持续。这里的自然采光和太阳储能，比同样大楼省电35%，而全大楼无水马桶的设计，使得省水70%。无任何外部悬挂系统的透明电梯弹眼落睛，还有公司赞助的无数艺术装置，分布在大楼各个角落。一些硕大的红色鱼缸很是中国风，但陪同工作人员介绍，那不是因为讲究风水，而是创始人、纽约前市长布隆博格先生，在创业时就喜欢看着热带鱼游来游去，活跃思维。

这栋大楼荣获国际绿色建筑认证Breeam杰出评级—全球绿色办公建筑的最高分。这座集金融、科技、环保、艺术、历史因子于一身的崭新大楼，象征着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继往开来。

服务于人的科技，果然很温暖。

帝国理工的大数据围巾

位于伦敦市区富人区—南肯辛顿附近的帝国理工也是英国G5研究型大学之一，位列世界第八和英国第三。穿过商学院大楼，在校区商业街入口有一栋普通的小楼，上面写着“Data science laboratory”（数据科学研究所），全球数据观察站就坐落于此。

这次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联合打造的《引领未来》课程，包括了《金融业的未来》、《数字银行》、《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运输业的未来》、《能源领域的创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构建未来》。授课地点就在全球数据观察站旁边的教学楼里，研究所所长郭毅可教授也是我们的授课老师之一。

郭毅可教授极为自信、风趣，用“海派”来形容这个上海人很恰当。据说，那次大领导来访，到了送礼环节，他对起身准备收礼的大领导来了一句：抱歉主席这个不是送你的，领导一怔，他才微笑着说，这个礼物特别送给夫人。用700多张图片算出了夫人身材数据和颜色偏好，最后设计出这条大数据苏格兰围巾。组织行为学教授曾经告诉我们，送礼的高水平代表了沟通的高水平。那天的新闻图片上，大领导露出了普通人一样满意的微笑。


郭教授是帝国理工数据科学研究所的创办人，并负责计算机系的探索科学小组。他是TransSmart 基金会首席技术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源社区，专门利用和开发医学的共享数据和分析技术。他致力于数据科学分析的技术和平台，为很多重大项目作出了突出贡献，包括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平台，欧洲创新药物&医学相关数据平台、数字城市交易所、智慧城市的数字公用服务等等，并成为今年新晋的英国皇家工程学会院士。这次为我们授课的名称是《数据创新与人工智能》，可能是面对金融学院的学员，郭毅可把比特币作为这次讲课重点。

他讲课单刀直入，言简意赅。关于比特币，郭教授认为最大价值就是储值功能，犹如当初为何会选择黄金为信用背书，不是为了购物方便。这种取中心化的保值，在如今股市和房市深套，投资品缺乏，社会和Zf信用崩塌的时候时候，会有更多投资者选择。郭教授笑谈，几年前他就给高金同学讲过比特币投资，结果只有一个学生听了他的意见。

虽然郭教授是讲科技不是聊投资，但他认为，区块链上的创新不是技术创新，应该是结构组织形态的创新，所谓场景的创新才会成为商业基础。他从ICO（代币发行）为出发点，讲了融资的去中心化，并用“去中心化的VC”为例，建立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实名制投资人社区，发行社区通证（众筹化LP）；社区成员参与项目研究判断（去中心化GP功能），通证可以交易（流动性）可以回购获得收益（共享投资回报）。

课后，郭教授亲自带我们到隔壁-数据科学研究所，参观他的全球数据观察站。全球比特币交易数据都在这里同步呈现，64个46寸高清屏组成的可视化大屏上，每笔交易形成的三根线（卖出、买入、余额构成一个小星星），深色大屏上“群星璀璨”。最后，大屏又切换为火星的巨幅卫星画面，我们在“火星上”合影留念。

英国数字银行在赶超支付宝？

郭教授个人的学科成功恰恰和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最领先的领域不谋而合，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大数据方向上，中国和美国的论文数和企业数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人工智能近年来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在原理、算法层面的基础研究当中，还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同样在应用研究领域处于明显竞争优势。中美比其他国家高一个量级，而且中国增长最为迅速。

同样基于AI和大数据，但数字金融在中国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P2P行业一夜之间冒出几千家，最近一个月里近200家暴雷、跑路，最放松的行业，死得最快，普惠金融变成了骗子金融和技术无关，和什么有关？

令大家惊诧的是，同样在金融创新领域，英国的数字银行走到了前面。姗姗来迟的梅根博士是英国最大的数字银行斯塔林（Starling）银行的首席平台官，她的讲课开始都让习惯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同学有点惊愕。

比尔盖茨说过：我们需要银行服务，但并不需要银行。千禧一代拒绝现金，但接受移动支付的代价是意味着个人信息随处留痕。难怪李彦宏敢说，接受服务就是默认部分隐私权让度。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案？


斯塔林银行把个人所有不同的银行账户一体化管理，不同的银行服务在一个第三方平台上展现，并协助各类开发者在平台上开发应用程序，整合apple pay 、Google pay各类支付方式类似银行的天猫平台，消费者方便了，但要所有的银行都要配合，都愿意做个人授权的数据分享。行业监管如何解决，银行能接受这样的竞争者嘛？会不会变成P2P一样的一窝蜂和旁氏游戏？在中国，这个难题比Fin Tech麻烦大多了。

郭毅可在课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仅是必要条件），而是从商业模型到商业形态的革命。E-Bank降低了银行的开设门槛，欧美有48个中小企业银行应用，其中数字银行为4家。

2016年才成立两年的斯塔林银行拿到了银行牌照，只面向移动端用户，投资也仅是1.5亿美元，一家袖珍的数字银行，在全球金融中心的英国做到了。

没有技术创新，就没有行业变革；没有制度创新，行业变革不是一团糟就是一句空话。


剑桥的中国花园，谁还想起李约瑟

三一学院门口的牛顿“苹果树”引来无数游人驻足留念。但在东方研究院前面还有一棵菩提树，则安葬着一位和中国有关的大师—李·约瑟爵士。并没有多少中国游客去那里寻访。
剑桥对中国文化研究有着优良传统，英国剑桥大学选定的历史全人类排名（影响力）中，孔子排名第六，排第一的是剑桥大学校友牛顿，第二至第五均为宗教领袖。剑桥大学1888年在东方研究院设立汉学教授职位。而剑桥李·约瑟教授的1954年出版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

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1976年，李约瑟发出了一个著名的难题：中国古代对人类科学技术做出重要贡献，但为何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很发达，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也有解释为中国没有系统思维和逻辑，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还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和制度问题？


我们参观的剑桥卡迪文许实验室成立于1871年，或是西方实验科学的杰出代表，它是近代史上第一家专业化社会化的实验室，出了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天才们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电子、中子和原子核。附近“老鹰”咖啡馆里聊出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更是传为美谈，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人类从此开始生命之谜破解。鼎盛时期，全世界1/2的物理学发现都来自于这个实验室。实验室人永远在忙碌，没有人注意我们这帮参观者，但是当大家在门口开心地拍照留念，发出喧哗时，有路人向我们发出了禁音的嘘声。

有学者分析，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

是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关注应用发明超过基础研究？我们中国已经是一个论文和专利申请的第一大国了。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数据，2016年我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为42.6万篇，而美国人同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为40.9万篇。截至2017年5月，美国的PCT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为24.62%，中国紧随其后为20.27%，但是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明显不足。和实验室工业/应用科学家张祥成教授互动时，彼此深感，中国巨量的论文发表数量或许和中国高校的KPI考核方式有关。截至2017年，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共861人，其中美国为345人，英国排第二，中国大陆仅2人。

同时，张教授显然觉得中国的应用科学发展依然道路很长。他说，学问不仅是好想法、好创意，需要完成市场化的全过程，才能创造价值。但是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投入。在剑桥可以容许科学家几年不发表论文，专项研究预算不封顶，在国内连续两年申请同一个课题，必然会被驳回，逼得科学家们不断切换热点，科学的收获和持久的时间付出是成正比的。他介绍了酝酿筹备中的剑桥产业大学，目标是为了科学更好地为工业服务。在纳米人造骨等仿生材料上，张教授和他的团队已经创造了多项全球领先的成就。


基础研究和应用发明是什么关系？张教授的回答很切入要点。他说：你看到所有的发明结果，都是人们以前的思想。他成功研发了糖尿病伤口愈合的纳米材料，那是科学家7年前的想法。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我想起来了不久前，高金14期对深圳著名硬科技投资基金—松禾资本的访问，这是一家专注海外科学家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资机构。董事长向我们介绍了海外华人在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惊人成就。当时有同学指出，欧美的高质量教育和科研环境是这些发明的孵化土壤，离开那片土壤是否会水土不服，或者持续创新能力下降？市场对华大基因的质疑，其实表明了这背后的忧虑。

投科技还是投模式，资本姓谁？

专注于全球顶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IP集团，办公室就坐落在布隆伯格英国总部新大楼的隔壁，那是伦敦金融城的核心地带。作为富时250指数指标股，中国区负责人刘震宇博士明确投资宗旨，他们只投科技硬成果不投模式创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一般至少要8-10年以上周期，快钱玩不了，Ip集团都是用自有资金。帝国理工也成立了成果转化公司，后被IP整体收购，全英顶尖高校、澳洲前八、美东普林斯顿之类都被IP集团全网打进，享有优先投资权。优先权是服务出来的，120人的团队只有30名专注投资，其他都在做投后服务，优质项目，完美结果，难怪他们在伦敦主板上市公司代号叫—IPO。

听说，IP集团马上要进入中国市场，他们的投资策略会被中国环境改变嘛？中国高校目前最著名的校园投资项目是“饿了嘛？”

快钱玩不了科技成果转换，那中国科技发展的资本动力在哪里？据权威人士披露：截至2016年底，中国政府一共成立了980支政府引导资金，总规模达33000亿元。

这个现象也被海外高度关注。奈杰尔·布兰登教授是帝国理工工程院院长，作为一名电化学顶级专家，他是帝国理工未来能源实验室的创始主任，他用非常谨慎的语言，评价了中国电动汽车未来的发展。其他的教授在谈及中国新能源战略时，褒奖和审慎并存。当政府政策和资本在极大影响技术路线发展方向时，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但张祥成教授持乐观态度，他觉得历史背景和生产要素的差异，恰恰容易获得跨境合作的价值。他用一个公式说明问题。


关于政府的力量，剑桥大学前三一学院院长、英国皇家学院院长马丁·瑞斯男爵有点冷幽默。被问及美国人为何不再次登月时，他提到了风险成本问题。他不认为美国人会这么干，纳税人出钱，飞船只要有2%的爆炸概率，对美国老百姓有非常大的冲击。以后可以有私人公司来做，他们可以承担风险，马斯克（特斯拉创始人）是要死在火星的。他调侃到，中国要展示实力就去火星吧，是否值得要做，那要中国政府自己判断了。

冷暖交织的中西方交流

我们的晚餐是在剑桥基督学院礼堂举行，所谓“高桌晚宴”，这是牛津、剑桥学堂晚餐发展起来的需要着装正式、礼仪讲究，并有教授和名人参加的学院传统晚宴。几位剑桥的华人教授和《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作者柯瑞思先生也一起出席，周边的墙上挂着历任学院院长的画像，包括著名校友—达尔文。作为名校历史的研究专家，柯先生在发言中的一段话，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剑桥有孔子、徐志摩、金庸的雕像，还有四个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花园，但是他走过中国几十所高校，却没有发现一个西方人的雕像。

吊诡的是，每年有100万左右的中国学生参加剑桥国际英语考试，在剑桥的各类中国留学生每年有1000名，其中金庸先生曾在80多岁高龄入读圣约翰学院，凭一篇唐代研究论文获得东方研究博士。人口统计表明，剑桥城中国人口占5.1%，居全英城市之首；但是在剑桥每年只有20名英国本科生读中文；

这种奇怪交织的冷热现象反映了什么？我们在努力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科学成就，但是它不能成为主流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哪怕是个体，所以教育家、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注定不能魂归北大；另一面，西方精英阶层和主流机构对中国文化、中国发展的长期研究和高度关注，比较民间和青年才俊的不冷不热别有深意。